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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仍未走出监管“危险期” 大数据成为电商打假利器

来源:http://www.itpq.net 17/10/11 皇冠现金网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23日报道,谷歌公司2013年几乎毫发无伤地躲过了美国一项反垄断调查,但该公司现在并未完全走出监管“危险期”。

  有消息披露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一些工作人员曾建议指控谷歌违反反垄断法。这个消息对一场时日已久的欧洲反垄断调查进入指控谷歌阶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消除信息不对称、建设信用制度、简化透明渠道、降低鉴定成本……以上这些,都是国内电子商务平台常用的打假手段。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措施或多或少地都和大数据相关联。

  或者说,在电商打假领域,由于大数据的特殊性质,导致这几种措施发生了量变甚至质变,发展出了一整套新型的打假模式,我们称其为大数据打假,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谷歌的美国竞争对手继续向监管者抱怨谷歌在搜索和广告方面的一些做法。与此同时,谷歌还可能面临一场新的反垄断之战,监管者将调查谷歌如何管理其移动操作系统安卓。

资料图

  《华尔街日报》上周报道称,FTC 2012年的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谷歌涉嫌改变搜索结果以令自身服务受益的几种方式,尽管FTC竞争局的工作人员并未建议就这些问题提起诉讼。FTC调查在2013年初结束,未采取任何行动。

  谷歌高管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他们的职责是提供相关搜索结果,而不是为网站做宣传;如果用户不喜欢谷歌的搜索结果,敬请点击别的搜索引擎。

  FTC裁决之后,谷歌的竞争对手将关注焦点转向欧洲。欧洲的官员已经就针对谷歌的类似投诉调查了五年时间,驳回了谷歌的三份和解提议。预计欧盟委员会反垄断官员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就谷歌搜索操作业务提出正式起诉。

  谷歌的年度财务报告显示,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台湾和印度的监管方也在对该公司的业务进行调查。但到目前为止,面对监管机构的审查,谷歌基本上全身而退。2014年,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的总检察长结束了对该公司的调查。

  一位欧盟议员上周五表示,欧盟委员会官员在考虑针对谷歌的指控时应当考虑美国新披露的证据。代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议员巴尔塞尔斯(Ramon Tremosa I Balcells)称,这项新证据十分关键,公布的时机也刚刚好。

  首先,大数据打假是基于数据的智能化打假。它具有的优势有:通过主动防控措施可以实现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使侵权人无处藏身;对于细小分散的违法案件,可以实现并案处理,加大了处罚和打击力度;由于信息的可追溯,可以通过智能化手段提高打假的效率和准确度;利用物联网和“一品一码”,可以实现全过程的监控。这些措施和效果,都是线下的打假活动无法实现的。而且,在网络上打假的另一个优势,是网上的所有行为都记载在案,可有效运用大数据的手段进行分析、汇集和整合,从而发现蛛丝马迹,使制假售假者无处遁行。

  比如微信。2014年12月,腾讯在反信息诈骗联盟成立一周年之际,又推出腾讯手机管家天下无贼2.0版本,并发布反信息诈骗白皮书,力图打通大数据建立精准反诈骗平台。腾讯副总裁罗道锋透露,反信息诈骗平台上线一年,收集的用户举报、标记的诈骗电话、诈骗短信数量均超过了7000万。

  其次,大数据打假是基于实人认证的打假。比如阿里巴巴,它的实名认证体系包括淘宝注册、支付宝账号绑定认定、开店须用身份证认证、利用手机或数字证书的二次认证、复核这五个环节。

  再者,大数据打假是防患于未然的打假。由于大数据打假是基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和完整的信用体系而建立的,通过大数据分析,很多情况下都可以预见到侵权违法现象的发生,从而起到提前预防的作用,减少损害。这也是大数据打假不同于一般线下打假模式的重要特点之一。

  2013年,淘宝网在主动打击假货方面运用了一系列人性化的处理,例如在商品发布的时候,对可能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用户进行提醒。同时,还建立了一个“体检中心”,对可疑的商品,会进行拦截并放入“体检中心”,同时提示卖家进行调整或者提供申诉的材料。通过一系列的卖家转型计划实施,包括一些线下的面对面的辅导和帮助的实施,并在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初犯”教育和警示,实施“累犯从重”的管理方式,已有25%的售假卖家不再出售假货。

  再者,大数据打假是基于统一大市场的打假。我们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市场集中度的高和低,哪样更有利于打假?显然答案应该是前者,当万千假货藏身于千店万市的时候,打假的成本之高、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电子商务恰恰给予了我们这样一个绝佳的打假机会,不需要任何成本,只要辅之以足够给力的技术手段,至少表象层面的假货都会一览无余,这难道不是我们打假和根治假货问题千载难逢的时机吗?

  而且,大数据打假是网民广泛参与、运用互联网思维的打假。首先,电子商务助力打假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群策群力,充分发挥广大网民的力量。比如淘宝,目前它既有“神秘买家”制度,又和众多的专业检测机构合作,与3万多名权利人、数十家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合作,织成了一张打假的巨大罗网。

  此外,大数据打假是自下而上的打假。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带来的一个弊端就是假冒伪劣的易发。基于这种特性,假货的治理往往只依靠法律是不够的。“高大上”的法律,对于深藏于每一个乡村和山沟的生产作坊而言,难免有种“天高皇帝远”的感觉。将小生产者组织起来,一起提高质量、创立品牌、规范流程等工作,无法靠法律实现。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看到,在国外的假货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商会,像德国的法兰克福商会、科隆商会等,都有着成功案例。在我国治理假货的成功经验中,广西宾阳、浙江温州当地的商会和协会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今天的电子商务时代,基于网络的商盟不断涌现,再辅之以网规和信用的作用,一种全新且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正在形成,成为网络打假的生力军。所以,在打假这个典型的治理问题面前,政府一定要抛开传统的亲力亲为治理模式,运用互联网思维,调动最多的力量帮助自己,才有可能在根本上开创崭新的局面。

  最后,大数据打假是面向信息社会的治理模式。笔者比较了线上线下两种治理模式的主要区别,归纳出4种治理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和载体。主体、客体和载体存在虚拟化和跨区域和行业的变化;内容存在多样化和个性化、海量、即时的变化;在治理手段上,需要解决虚拟化、跨区域和行业以及海量、个性化等问题。这些挑战都是线下所不存在,需要在治理理念、手段和组织架构等方面不断创新,探索真正适合电子商务的监管模式。

  更进一步可以发现,第一,线上的治理手段更多样。比如,像淘宝规则里例如“扣分”“关小黑屋”、限制上线新产品数量等等这样的治理手段,在线下是不可想象的;第二,线上的治理分布比较均衡,而线下的治理集中在交易后,交易前和交易中的办法不多;基于信息透明和交易记录,线上可以带来很多防患于未然的措施;第三,线上的治理是多元化治理:包括主体多元和手段多元两个层面;第四,线上的治理是全方位的,线下往往只监管卖家,无法监管买家,而线上的买家也可以有信用记录,可以设置“黑名单”,对于职业差评师等,也可以有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第五,线上治理的对象更多,虽然线下也会有商场、支付等服务者,但线上又多出了交易平台、第三方支付、物流配送、网络接入、电脑手机厂商、软件厂商、搜索引擎等诸多新的主体;第六,线上的治理是跨时空的,有很强的延展性。跨空间很好理解;所谓的跨时间是指所有以前的交易记录都有据可查,以后的交易也可以通过信用来控制。而线下的治理停留在一个时空的特定节点,伸缩性很差,基本就是“就事论事”。

  谷歌董事长施密特(Eric Schmidt)上周拒绝就欧洲的调查或美国披露事项的潜在影响置评。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时称,FTC最终做出了裁决,公司表示认可。                                              

  总之,笔者认为,互联网的自我进化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远超我们的想象。今天,围绕电子商务的信用、支付和物流的服务明显好于网下的相应服务,尤其体现在透明度、碎片化、即时性和人性化服务等方面。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金融、菜鸟物流、芝麻信用、打车软件、网上挂号、网上司法拍卖、网上订餐的不断推出,这些“出生”于网络的事物已经开始走出虚拟世界,帮助我们解决网下的那些老大难问题,提升网下的服务。基于互联网的草根性、众包和创新力的治理模式,一定会全面帮助我们改善物理世界的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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